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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uthor:admin / Posted in:2015年06月25日 / Category:全部文章 / Views:67

什么样的父亲培养了杨绛-哈尔滨家道文化



【杨绛专栏】
什么样的父亲培养了杨绛
杨绛先生逝去两周年纪念
杨绛先生过世两年了。在钱锺书先生眼里,她是“最才的女,最贤的妻。”然而,在最钟爱她的父亲眼里,个子不高的杨绛,是精灵古怪的“矮脚猫”。
今天我们推送的,是杨绛先生的散文《回忆我的父亲》。杨先生用她一贯平静恬淡的口吻,回忆她那潇洒快意、人格丰满的父亲。 杨绛先生称做律师的父亲为民主法治的“疯骑士”。而她走上翻译之路、爱书如痴,也是因其父之染。当真是虎父无犬女。从她父亲身上,我们也得以明白,杨绛何以为杨绛。

▲杨绛父亲杨荫杭
回忆我的父亲
文|杨绛(中国著名的作家,戏剧家、翻译家)
我父亲杨荫杭(1878—1945),字补塘,笔名老圃,又名虎头,江苏无锡人,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(当时称“天津中西学堂”),一八九七年转入南洋公学,一八九九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。回国后因鼓吹革命g163,清廷通缉,筹借了一笔款子,再度出国赴美留学。我是父亲留学回国后出生的,已是第四个女儿。
我母亲唐须荌也是无锡人。我父母好像老朋友,我们子女从小到大,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。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,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,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。我父母却无话不谈。
他们俩同年,一八九八年结婚。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,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。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,还经常引用典故——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。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。“大人说话呢,‘老小’(无锡土话,指小孩子),别插嘴。”
他们谈的话真多:过去的,当前的,有关自己的,有关亲戚朋友的,可笑的,可恨的,可气的……他们有时嘲笑,有时感慨,有时自我检讨,有时总结经验。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,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《人性与世态》。
有了“财产”,“从此多事矣”
父亲说,这个世界上(指当时社会)只有两种职业可做,一是医生,二是律师(其实是指“自由职业”)。他不能作医生,只好当律师。他嫌上海社会太复杂,决计定居苏州。我们家随即又迁到苏州。可是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,做律师也得有个事务所。我母亲说,我家历年付的房租,足以自己盖一所房子了。可是我父亲自从在北京买了一辆马车,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,有了“财产”,“从此多事矣”。
可是有些事不由自主。我家急需房子,恰恰有一所破旧的大房子要出卖。那还是明朝房子,都快倒塌了。鞠婧袆我父亲不精明,买下了这宅没人要的破房子,修葺了一部分,拆掉许多小破房子,扩大了后园,添种了花树,一面直说:“从此多事矣!”据他告诉我,买房子花掉了他的一笔人寿保险费,修建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。
我父亲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,他还有一套原则。对本人来说,经营家产耗费精力,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;对子女来说,家产是个大害。他常说,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,可以有所作为,现成可“吃家当”罗本睾丸癌,使他成了废物,也使他不图上进。
所以我父亲明明白白地说过:“我的子女没有遗产,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。”我现在常想: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,也不多了昌乐一中,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上进的却又那么多;“吃家当”足不行了,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有多种方式。我父亲知道了又将如何感慨。

▲杨家全家福
我们搬入新居——只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秦天宝,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,到处都是鼻涕虫和蜘蛛;阴湿的院子里,只要扳起一块砖,砖下密密麻麻的爬满了鼻涕虫。
父亲要孩子干活儿,悬下赏格,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陶艳波,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,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。这种“劳动教育”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,不是教育“劳动光荣”于珈若。我周末回家,发现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“赚钱”。小弟弟捉得最多,一百条鼻涕虫硬要一块钱(那时的一元银币值二百七十——二百九十铜板)。
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:“不好了,你把‘老小’教育得唯利是图了。”可是物质刺激很有效,不多久,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。母亲对“唯利是图”的孩子也有办法。钱都存在她手里,十几元也罢,几十元也罢,过些时候,存户忘了讨账严慰冰,“银行”也忘了付款,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,就像我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。因为我们不必有私产,需钱的时候可以问母亲要。
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,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:“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……”意思是:得你自己去争取。也许这又是一项“劳动教育”,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“个人奋斗”。我私下的反应是,“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,你能样样都有吗?”
我父亲又喜欢自称“穷人”。他经常来往的几个朋友一是“老人”,一是“苦人”(因为他开口就有说不尽的苦事),一是“忙人”(因为他活动较多),一是父亲自称的“穷人”。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,总觉得“穷人”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性的自诩,仿佛是说,“我是穷人,可是不羡慕你们富人。”所谓“穷”,无非指不置家产,“自食其力”。不过我父亲似乎没有计较到当时社会上,“自食其力”是没有保障的;不仅病不得,老不得,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,干自己喜爱或专长的事。
“不要紧,到时候自然会懂”

▲幼年时的杨绛
我父亲凝重有威,我们孩子都怕他,尽管他从不打骂。如果我们不乖,父亲只会叫急,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鸬鹚怎么读。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籽岷的自频道,后来他对我说:“爸爸是‘望之俨然,接之也温’。”
我们怕虽怕,却和父亲很亲近。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,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“放放焰口”。我十一岁的暑假,在上海,看见路上牵着草绳,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,听人家说“今大是盂兰盆会,放焰口”,我大惊小怪,回家告诉父母,惹得他们都笑了。可是“放焰口”还是我家常用的词儿,不论吃的、用的、玩的,都可以要求“爸爸,放焰口!”
我父亲有个偏见,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,不宜用功。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,都是用功过度,伤了身体。他常对我说,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,“他是个低能!”反正我很少一百分,不怕父亲嘲笑。
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。父亲说,不要紧,到时候自然会懂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。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,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。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,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。
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“大叩则大鸣,小叩则小呜”。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,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,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;假如我长期不读,那部书就不见了——这就等于谴责。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,都是我喜爱的。
“Dare to say no!你敢吗?”
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。
我十六岁,正念高中。那时北伐已经胜利,学生运动很多,常要游行、开群众大会等。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——摄一条板凳,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。我也被推选去宣传西安科技大学分数线。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,一着急就涨红了脸。当时苏州风气闭塞,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。如果我站上板凳,他们只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,甚至还会耍猴儿。
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。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“小姐”,只要说“家里不赞成”,就能豁免一切开会、游行、当代表等等。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,问能不能也说“家里不赞成”。
父亲一口拒绝。他说:“你不肯,就别去,不用借爸爸来挡。”我说,“不行啊,少数得服从多数呀。”父亲说:“该服从的就服从;你有理,也可以说。去不去在你。”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,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?
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。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,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。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。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。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,以为名字既已见报,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。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“辫帅”,他说“名与器不可以假人”,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,申明自己没有欢迎。
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,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。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:“唉,补塘,声明也可以不必了。”但是父亲说:“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?Dare to say no!你敢吗?”
我苦着脸说“敢!”敢,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,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。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,只坚持“我不赞成,我不去”。
这当然成了“岂有此理”。同学向校长告状楼阳生简历,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。我还是不肯,没去宣传。被推选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长些,也老练些。她们才宣传了半人,就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,接她们第二天到留园去宣传,实际上是请她们去游园吃饭。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,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。我的“岂有此理”也就变为“很有道理”。

“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,
只是别出声。”
我父亲爱读诗,最爱杜甫诗。他过一时会对我说“我又从头到底读了一遍”。可是他不做诗。我记得他有一次悄悄对我说:“你知道吗?谁都作诗!连xx(我们父女认为绝不能做诗的某亲戚)都在作诗呢!”父亲钻研的是音韵学,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。我常取笑说:“爸爸读一个字儿、一个字儿的书。”
抗战时期,我和钟书有时在父亲那边。父亲忽发现钟书读字典,大乐,对我说:“哼哼,阿季,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、一个字的书呢!”其实钟书读的不是一个个的字,而是一串串的字,但父亲得意,我就没有分辩。

▲钱锺书与杨绛
有时候父亲教我什么“合口呼”、“撮口呼”,我不感兴趣,父亲说我“喜欢词章之学”,从不强我学他的一套。每晚临睡,他朗声读诗,我常站在他身边,看着他的书旁听。
自从我家迁居苏州,我就在苏州上学,多半时候住校,中间也有二三年走读三京画本。我记忆里或心理上,好像经常在父母身边;一回家就像小狗跟主人似的跟着父亲或母亲。
我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。他除非有客,或出庭辩护,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,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完稿纸用,我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。
每晨早饭后,我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。父亲饭后吃水果,我专司剥皮;吃风干栗子、山核桃等干果,我专司剥壳。中午饭后,“放焰口”完毕,我们“小鬼”往往一哄而散,让父亲歇午。一次父亲叫住我说:“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,只是别出声。”
我常陪在旁边看书。冬天只我父亲屋里生个火炉,我们大家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。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,我到时轻轻夹上一块。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声。
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,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冻了。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鱼缸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。我们就想做冰淇淋,和父亲商量——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淇淋。父亲说,你们自己会做,就做去。
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淇淋的桶,我常插一手帮着做,所以也会,只是没有材料。我们胡乱偷些东西做了半桶,在“旱船”(后园的厅)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。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,铁桶里的冰淇淋总也不凝,白赔了许多盐。找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。父亲说有三个办法: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;二是到厨房的灶仓里去做跳板机,那就瞒不过母亲了;三是到父亲房间里的火炉边摇去。我们采用了第三个办法,居然做成。只是用的材料太差,味道不好。父亲助兴尝了一点点,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。
我父亲晚年常失眠。我们夏天为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捉尽。从前有一种捕蚊灯,只要一凑上,蚊子就吸进去烧死了。那时我最小的妹妹杨必已有八九岁,她和我七妹两个是捉蚊子的先锋,我是末后把关的。珠罗纱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,尤其那种半透明的瘦蚊子。我得目光四扫,把帐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几遍,保证帐子里没一只蚊子。
“没什么该不该,
最喜欢什么,就学什么”
家里孩子逐渐长大,就不觉热闹而渐趋冷清。我大姐在上海启明教书,她是校长姆姆(修女)宠爱的高足,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课。我三姐最美而身体最弱,结婚较早,在上海居住。我和两个弟弟和七妹挨次只差一岁半,最小的八妹小我十一岁。他们好像都比我小得多。
我已经不贪玩而贪看书了。父亲一次问我:“阿季,三天不让你看书,你怎么样?”我说,“不好过。”“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?”我说,“一星期都白活了。”父亲笑说:“我也这样。”我觉得自己升做父亲的朋友了。
我考大学的时候,清华大学刚收女生,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。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。上了一年,大学得分科,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。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“低能”,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,却都平均发展,并无特长。
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,全不知世事。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“该”学什么。所谓“该”,指最有益于人,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。我知道这个“该”是很夸大的,所以羞于解释。
父亲说李民勇,没什么该不该,最喜欢什么,就学什么。我却不放心。只问自己的喜欢,对吗?我喜欢文学,就学文学?爱读小说,就学小说?父亲说,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,就是自己最相宜的。我半信不信,只怕父亲是纵容我。
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,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。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,较好的是法预科和政治系。我选读法预,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,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,积累了经验,可以写小说。
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,却竭力反对我学法律。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,坚决不要我做帮手,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?
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——也不能当女律师(在当时的社会上,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儿)。我就改入政治系。我对政治学毫无兴趣,功课敷衍过去,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,渐渐了解: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。
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“天下一致而百虑,同归而殊途”还深印在脑里。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,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,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,尽我的一份力。
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,老而无成,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,不禁愧汗自笑。不过这也足以证明林楚麒,一个人没有经验,没有学问,没有天才,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——尽管有志无成。

我唯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
我离家一学期,就想家得厉害,每个寒假暑假都回家。第一个暑假回去,高兴热闹之后,清静下来,父亲和我对坐的时候说:“阿季,爸爸新近闹个笑话。”我一听口气,不像笑话。原来父亲一次出庭忽然说不出话了。全院静静地等着等着,他只是开不出口,只好延期开庭。这不是小小的中风吗?我只觉口角抽搐,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模样,忙用两手捂住眼,也说不出话,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。我只自幸放弃了美国的奖学金,没有出国。
我父亲忙的时候,状子多,书记来不及抄,就叫我抄。我得工楷录写,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。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,心上愈紧张,错字愈多,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。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,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,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,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。
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,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眼睛。父亲看了我抄的状子就要冒火发怒,我就急得流泪——这也是先发制人,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。
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。我说:“爸爸要‘火冒’(无锡话‘发怒’)的。”父亲说:“谁叫你抄错?”我说没法儿不错。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后园去。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儿回屋,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。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儿,忍不住就笑了贵花田。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。
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,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。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,叫我代笔写个状子。他口述了大意,我就写成稿子,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。我准备他“火冒”,他却一句活没说,只动笔改了几个字,就交给书记抄写。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靖海古堡。
“我不是堂吉诃德,
我只是你们的爸爸。”
我父亲当律师,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。据他告诉我,该得的公费,三分之一是赖掉了。父亲说,也好,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,一次赖了我的,下次就不敢上门了。我觉得这是“酸葡萄”论,而且父亲也太低、估了“那种人”的老面皮。
我有个小学同班,经我大姐介绍,委任我父亲帮她上诉争遗产。她赢了官司,得到一千多亩良田,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,可是她没出一文钱的公费。二十年后,抗战期间,我又碰见她。她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。我父亲以君子之心度人,以为她从前年纪小,不懂事,以后觉得惭愧,所以借端又来请教,也许这番该送些谢仪了欧美男头吧。
她果然送了。她把我拉到她家瑞华果园,请我吃一碗五个汤团。我不爱吃,她殷勤相劝,硬逼我吃下两个。那就是她送我父亲的酬劳。
我父亲去世以后,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(现淮海路)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。那是工艺品,面貌特殊,父亲常用“棕老虎”(棕制圆形硬刷)给陈抟刷头皮。我们都看熟了,决不会看错。又一次,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,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,很有“是耶非耶”之感。我们忍不住在一家家珠宝店的橱窗里寻找那此玩物的伴侣,可是找到了又怎样呢?
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,身外之物,人得人失,也不值得挂念。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《诗骚体韵》遍寻无着,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。
《诗骚体韵》书兵之枪,父亲准是自己不满意而毁了,因为我记得他曾说过,他还想读什么什么书而不可得。假如他的著作已经誊清,他一定会写信告诉我。毁掉稿子当是在去世前不久,他给我的信上一字未提起他的书,我两个姐姐都一无所知。父亲毁掉自己的著作,罪过还在我们子女。一个人精力有限,为子女的成长教育消耗太多,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。
我读了《堂吉诃德》,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的话:“我不是堂吉诃德,我只是善人吉哈诺。”我曾代替父亲说:“我不是堂吉河德,我只是《诗骚体韵》的作者。”我如今只能替我父亲说:“我不是堂吉诃德,我只是你们的爸爸。”
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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